（本文发表于《震旦学刊》2024年第四期）
暴图亚
摘要：中日勘合贸易（1401–1547）是东亚早期国际经济合作的重要实践，货币交流在其中贯穿始终，体现了两国在资源禀赋上的互补性与政策协同的互惠性特点。明朝通过引入日本白银缓解国内货币短缺，推动商品经济发展；日本则通过引入中国铜钱稳定市场流通，促进商业繁荣。本文从官方与私人贸易的角度，系统探讨了货币流通模式与特点。官方贸易规范了货币流通的制度化与政策依赖性，而私人贸易则通过灵活的网络弥补了官方限制，展现了货币流通的多样性与区域适应性。研究发现，中日货币交流的互惠性表现为铜钱与白银的双向交换、灵活的货币兑换政策以及政策互动与调整。这一历史经验不仅深化了对中日经济联系的理解，也为现代国际经济合作提供了有益启示。
关键词：勘合贸易；货币交流；互惠性；政策协同
一、引 言
中日勘合贸易（1401–1547）是东亚早期国际经济合作的重要实践，货币交流作为贸易结算的核心，体现了两国在资源禀赋上的互补性与政策协同的互惠性特点。明朝通过引入日本白银，缓解了国内货币短缺，推动商品经济发展；而日本则通过引入中国铜钱，稳定市场流通，促进商业繁荣。这种互惠性货币交流维持了双边贸易平衡，为区域经济稳定提供了重要支撑。本文以明代中日货币交流为切入点，探讨官方与私人贸易中的货币流通特点及其互惠性表现，力求揭示这一历史时期的经济互动规律，并为现代国际经济合作提供启示。
近年来，关于中日货币交流的研究逐渐深入。学者们从货币政策、流通机制等角度分析了货币交流的特性及影响。然而，现有研究对官方与私人贸易的特点分析不够系统，尤其是货币流通的互惠性如何具体体现，尚需进一步探讨。基于此，本文聚焦中日勘合贸易时期，综合分析官方与私人贸易中的货币流通模式、特点及政策互动，揭示货币交流的互惠性特征及其对两国经济互动的意义。
二、中日勘合贸易时期货币交流模式
中日勘合贸易（1401–1547）作为东亚早期国际经济合作的重要实践，货币交流在其中贯穿始终。官方贸易主导了货币流通的规范化与制度化，而私人贸易则通过灵活的运作方式补充了官方贸易的不足，扩展了货币流通的地域范围与多样性。这一时期的货币交流展现了显著的双向性、灵活性和政策依赖性，为中日经济的互惠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一）官方勘合贸易中的货币流通
勘合贸易制度始于永乐年间，其目的是通过国家主导的朝贡贸易规范中日经济交往。《明史》中记载，“永乐初，诏日本十年一贡。宣德初，申定要约，人毋过三百，舟毋过三艘”。明成祖颁发首批“勘合符”，允许日本通过合法渠道开展贸易，同时限制贸易规模和参与人数，以确保贸易活动的可控性。“勘合符”不仅成为中日合法贸易的标志，也是一种将双边经济关系纳入国家管理体系的工具。日本商船经由指定港口（宁波），并持符接受明政府的监管。每次入贡，日本通常携带日本刀、硫磺、银矿、扇子等，换取中国的铜钱、丝绸和瓷器等物资。这种规范化的贸易机制为货币流通奠定了制度基础。
应永十年（1403）八月，一艘琉球船漂流至相模国（今日本神奈川县的一部分）三浦。当时，担任镰仓管领的足利满兼（1378-1409）没收了船上的货币（由于“永乐通宝”尚未铸造，推测这些货币为“洪武通宝”），并将其投入管内流通。关于货币的数量，有学者认为高达数百万贯，尽管这一数字或许稍显夸张，但货币数量庞大无疑是事实。这一现象很快蔓延至京都、大阪等地，进一步推动了关东地区使用明钱的风潮。在足利义持（1386－1428）执政时期，据传朝鲜曾于应永年间向幕府输送了三千贯文“永乐通宝”。然而，根据相关记录显示，幕府一旦出现钱币不足的问题，便会向明朝请求供应铜钱。据《荫凉轩日记》中记载的“蓋为建仁修造有其望云云”来看，遣明船获得的铜钱被用于北山殿（金阁寺）修建的筹资。铜钱为日本朝廷、幕府以及寺社筹集资金提供了重要支持，并推动了寺社营造热潮的兴盛。永享六年（1434）六月，明朝曾向幕府提供了三十万贯铜钱。这一时期，足利幕府对中国铜钱的需求愈加迫切。从《善邻国宝记》中遣明书的部分内容“书籍铜钱、仰之上国、其来久矣、今求二物、伏希奏达、以满所欲、书目见于左方、永乐年间多给铜钱、近无此举、故公库索然”可以看出，在宽正五年（1464），足利义政（1436－1490）曾放低姿态，向明朝乞求继续供应铜钱。这反映了日本对中国铜钱的高度依赖及其在货币需求上的急迫。此后，在文明年间，如文明七年（1475）、文明十年（1478）以及文明十五年（1483），足利幕府多次向明朝提出增加铜钱供应的请求，表明当时幕府对维持日本货币流通和经济发展的迫切需求。这种高度依赖性进一步彰显了中国铜钱在日本货币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二）私人贸易中的货币流通
在明代中日贸易关系中，尽管官方勘合贸易占据主导地位，但私人贸易作为市场需求驱动下的经济活动，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明朝铜钱成为日本市场中高信用度货币的背景下，私人贸易的货币流通逐渐形成了广泛的跨区域网络，不仅弥补了官方贸易的限制，还推动了两国货币交流的多样性和灵活性。
私人贸易的兴盛直接源于政策限制与市场需求之间的矛盾。一方面，明朝政府通过“勘合符”严格管控铜钱的出口流通，试图维持国内货币供应的稳定；另一方面，日本对明朝铜钱的需求却持续增长。据《日本考》中记载：“倭好，古文钱：倭不自铸但用中国古钱而已，每一千文价银四两；若福建私铸钱，每斤价银一两二钱，惟不用永乐·开元二种”，这一记载表明，中国铜钱因其稳定的信用和较高的铸造质量，在日本市场上获得了远高于国内的购买力。由此，福建沿海地区商人抓住这一“汇率差”带来的机会，通过非正规渠道向日本输出铜钱以获取高额利润。
福建私铸的低质量铜钱则是私人贸易中颇具争议的一部分。虽然未被明朝官方认可，这些铜钱因成本低廉在日本市场上仍广受欢迎，为私人商人提供了额外的经济收益。这种低质量货币的流通不仅满足了市场的实际需求，还弥补了官方贸易在政策上的局限性。然而，私人贸易的非法性质也带来了诸多挑战。商人群体需要冒着被捕的风险进行走私活动，而私铸货币的泛滥也对部分地区的货币流通秩序造成了干扰。尽管如此，私人贸易的隐蔽性与灵活性仍为中日货币交流注入了新的活力。正如《明史》所提到，尽管私人贸易游离于官方体系之外，但其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东亚地区的货币流通格局。这一时期，私人贸易通过非正规渠道突破了官方贸易的政策壁垒，为中日货币交流的多样性和灵活性提供了重要支持。
综上所述，私人贸易不仅有效弥补了官方贸易的不足，还通过灵活的操作和广泛的网络推动了中日货币流通的区域扩展。这一过程展现了市场驱动下的货币流通活力，也为两国经济的进一步融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中日勘合贸易时期货币交流的特点
（一）官方勘合贸易中的货币交流的特点
首先，货币流通具有互惠性。明朝通过从日本进口白银，缓解了国内银货币短缺的问题，并推动了国内商品经济的发展，白银也作为赋役征银化的重要货币形式，在“一条鞭法”推广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而另一方面，中国铜钱也因其铸造精良和较高信用度，成为日本市场的重要流通媒介。日本通过勘合贸易引入大量铜钱，以缓解其国内货币供给不足的困境。在室町时代，随着经济的发展，物资运输与商业交易日益繁荣。其中，负责海上运输的被称为“问丸”。“问丸”起源于平安时代，通常指居住在港口附近、专门从事货物集散与运输的团体或商人群体。到室町时代，“问丸”进一步发展为负责物流的专业商人，对商业网络的扩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在陆路运输方面，则出现了类似现代货车运输的“马借”，同样成为物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交通运输机构与手段的兴盛，不仅促进了物资的流通，更推动了货币的全国性流通。同时，交通运输网络的扩大，也成为幕府和庄园领主增加收入的重要手段，具体表现为通过新设关卡并加征税收以获取更多经济利益。总而言之，这一过程充分体现了室町时代商业交易的活跃与货币流通的全国化和普及，为当时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其次，货币流通具有显著的地域性和政策依赖性。官方贸易活动受到严格的政策规范（如“永乐要约”“宣德要约”），明朝通过指定港口（如宁波、福州）和贸易规则实现对货币流通的有效管控。“隆庆开海令”颁布于隆庆元年（1567），允许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发展对外贸易，迅速将这些地区打造为中国与海外经济往来的重要枢纽。随着贸易的兴盛，铜钱与白银的双向流通集中于这些沿海港口，形成了集中化的流通格局，东南亚则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关键的中转角色。日本白银通过贸易路线流入中国，中国铜钱则通过东南亚流向越南、菲律宾和暹罗等地。这种区域网络化的货币流通格局，既显示了政策引导的地域性特征，也在一定程度上突出了内陆地区的相对局限。
在日本，文明十七年（1485），周防国（今山口县）领主大内氏颁布“选钱令”，这一政策体现了地方领主应对货币流通问题的管理创新。“选钱令”的核心目标在于规范货币流通秩序，稳定市场交易规则，并限制低品质货币的使用。该政策通过两项核心规定实施：第一，要求地方领主在上缴税款时使用高品质货币（如“永乐通宝”和“宣德通宝”），并允许这些货币在地下流通时获得加价；第二，规定一般市场交易中，买卖双方不得随意拒绝低品质货币（如“洪武通宝”或地方私铸货币），以保证市场交易的流畅性。同时，对于品质过低或掺杂劣质材料的货币（即“恶钱”），明确禁止其流通，并要求剔除市场。这些举措既规范了货币使用，又反映了地方领主在货币管理上的探索创新。
总的来说，“隆庆开海令”和“撰銭令”共同体现了货币流通的地域性与政策依赖性。两者分别通过开放与规范的政策手段，强化了区域内外的货币流通秩序，并在保障经济稳定与促进贸易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明朝通过“隆庆开海令”塑造了东南沿海经济枢纽的地位，而日本的“撰銭令”则稳定了战国时期的地方市场秩序。这些政策的实施，不仅加深了区域内的货币交流，也推动了区域间经济合作的进一步发展。
（二）私人贸易中的货币流通的特点
私人贸易活动的特点之一在于其灵活性和区域适应性。与官方勘合贸易不同，私人贸易通常依靠商人群体或家族网络进行组织，通过隐秘的方式规避政府禁令。例如，福建沿海的走私活动频繁，商人利用当地港口或海岛作为转运点，将明朝铜钱非法输入日本市场。同时，琉球群岛作为中转站在私人贸易中也发挥了关键作用，将明朝铜钱进一步带入日本市场并扩大其流通范围。这种跨区域的贸易网络不仅促进了货币流通的灵活性，也增强了日本市场对明朝铜钱的依赖性。
私人贸易作为中日货币交流的重要补充，不仅突破了官方贸易的地域限制，还显著扩大了货币流通的覆盖范围和灵活性。尽管明朝铜钱在日本市场上广受欢迎，但其在官方贸易中的流通范围有限。私人贸易依托东南沿海地区和琉球群岛的中转网络，形成了广泛的跨区域货币流通网络，为中日经济联系注入了更多活力。琉球与朝鲜成为重要的铜钱中转站，促进了中国铜钱在日本的广泛流通。例如，琉球的贸易船频繁将明政府发行的铜钱及私铸铜钱从中国转运至日本。
此外，第八代将军足利义政和以山口为据点的大名大内氏，还以资助寺院建设等名义向朝鲜政府请求出口铜钱。在这种跨区域贸易中，中国铜钱的流通范围进一步扩大，不仅局限于官方指定的贸易港口，还覆盖到更多区域，从而提升了中日经济互动的深度和广度。从当时进口的铜钱种类来看，私人贸易的灵活性尤为突出。比起明政府发行的货币，日本市场上流通的更多是明代以前的铜钱。例如，日本出土的铜钱中，约80%为北宋时期的铜钱，而明代铜钱仅占约7%。从朝鲜进口的铜钱主要为朝鲜王朝发行的“朝鲜通宝”，其比例仅为约0.1%。这些数据反映出私人贸易中货币种类的多样化和市场需求的复杂性。
（三）中日勘合贸易时期货币流通的总体特点
中日勘合贸易时期的货币交流在官方与私人贸易的共同作用下，呈现出以下特点。
首先，货币流通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明代初期，明太祖朱元璋试图通过统一货币体系，以纸币和铜钱为主导，建立“钞铜平行”的货币制度。然而，这一政策在实际操作中因资源短缺与信用问题多次调整，推动了货币形式的多元化演变。朱元璋于至元二十一年（1361年）设立宝源局，铸造“大中通宝”，又在洪武元年（1368年）即位后颁行“洪武通宝”。然而，由于铜矿资源匮乏，铸造铜钱所需的原材料主要依靠对百姓的强制性征收，给社会带来了沉重负担。正如《明太祖实录》卷九十八所记：“有司责民出铜。民间皆毁器物以输官鼓铸、甚劳”，百姓甚至不得不毁坏日常器物以供铸造，这进一步反映了民生的艰难。洪武八年（1375年），明政府发行“大明通行宝钞”，正式进入“钞铜平行”时代。然而，由于宝钞发行量过大而贬值，信用度逐渐降低。《明太祖实录》中记载：“洪武二十七年，诏禁用铜钱时，两浙之民重钱轻钞，多行折使，至有以钱百六十文折钞一贯者”，宝钞1000文的实际价值已降至铜钱160文，体现了货币体系的严重失衡。
永乐年间（1403–1424年），明朝重新铸造“永乐通宝”，主要用于对外贸易而非国内流通。这一阶段，随着中日贸易的进一步发展，“永乐通宝”成为勘合贸易中重要的结算货币之一，用于出口至日本及琉球。至明中后期，货币政策再次发生变化。弘治年间（1488–1505年），面对自然灾害与社会动荡带来的经济困局，明孝宗下令铸造“弘治通宝”，试图恢复铜钱在市场中的作用。但由于铸造量不足，市场流通依然以白银为主。嘉靖年间（1522–1566年），明朝重新铸造“嘉靖通宝”，但因铜矿开采不足及铸造成本高昂，滥铸现象严重，铜钱质量下降，使得“嘉靖通宝”在国内外贸易中的流通受到限制。与此同时，倭寇活动猖獗以及明廷加强海禁政策，也进一步阻碍了铜钱在中日贸易中的广泛应用。万历年间（1573–1620年），明政府铸造了多种类型的“万历通宝”，虽然铜钱形式丰富，但质量却参差不齐。同时，私铸现象的泛滥进一步加剧了货币体系的混乱。在此时期，白银的流通范围显著扩大，逐渐取代铜钱，成为国内外贸易的主要货币形式，并标志着银本位制的最终确立。从“钞铜平行”到“银本位制”的演变，不仅体现了明朝在经济治理上的试探与探索，也对中日贸易中的货币流通形式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一演变反映了两国在不同历史阶段对货币需求的适应与调整，同时彰显了货币体系对政策支持的高度依赖性。
此外，货币交流具有显著的互惠性。货币交流的互惠性是明代中日勘合贸易的重要特点，主要体现在铜钱与白银的双向交换中。日本通过从明朝进口铜钱，缓解了国内货币短缺问题；明朝则通过日本白银的输入，满足了国内对白银的需求。这种双向的货币流通不仅促进了两国经济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双方的政治联系。
日本自镰仓时代起便从中国进口大量带孔铜钱，这些铜钱以成品形式输入，被广泛用于日本的经济活动。在室町时代，足利义满通过勘合贸易进一步主导了铜钱的进口，《善邻国宝记》中记录的遣明书部分内容中有“书籍铜钱、仰之上国、其来久矣、今求二物、伏希奏达、以满所欲、书目见于左方、永乐年间多给铜钱、近无此举、故公库索然”，反映出日本对中国铜钱的高度依赖。铜钱为日本朝廷、幕府以及寺社筹集资金提供了重要支持，并推动了寺社营造热潮的兴盛。据《荫凉轩日记》中记载的“蓋为建仁修造有其望云云”来看，遣明船获得的铜钱被用于北山殿（金阁寺）的修建以及足利义满逝世百周年纪念活动的筹资。然而，宣德年间起，明朝因财政压力减少了对朝贡使节赠送铜钱的数量。例如，《明实录》宣德八年（1433年）记载，明廷因“民间贡纳有限”仅赐铜钱34,790贯，并改以绢229匹和布459匹完成结算。这种限制导致日本国库多次陷入匮乏，足利幕府频繁请求增加铜钱赏赐。文明八年（1476年），明廷赐日本使节铜钱5万贯，但日本仍以“国库空虚”为由提出进一步要求。
到了文龟·永正时期（1501-1521），日本依靠先进的炼银技术（灰吹法）实现了白银产量的迅速提升，成为缔造全球“白银资本”的重要源动力。据估算，从日本流入明朝的白银总量约为1.7亿至1.75亿两，占当时海外白银总流入量的65%左右。通过勘合贸易等官方渠道，日本向明朝出口白银，用以换取丝绸、茶叶等高价值商品。尽管受到明朝海禁政策的限制，但勘合贸易的特许性质使得白银流入成为合法且重要的经济活动。日本白银还通过东南亚的转口贸易间接进入明朝市场。菲律宾的马尼拉是这一贸易网络的重要节点，西班牙和葡萄牙商人利用马尼拉作为中介，将日本白银转运至中国。这种多层次的贸易体系不仅扩大了白银流通的地理范围，还加深了中日与东南亚之间的经济联系。此外，大量白银通过非正式渠道进入明朝市场。由于东南沿海地区对白银需求旺盛，走私贸易成为白银流通的重要补充方式。在福建、浙江等沿海省份，走私活动十分活跃。尽管这种途径在法律上不被认可，但其灵活性和隐蔽性有效满足了市场对白银的巨大需求。
这种货币流动对两国经济的深远影响显而易见。一方面，白银的大量流入为明朝赋税制度的现代化提供了支持，推动了“一条鞭法”的推广，使赋役征银逐渐普及。另一方面，明朝的铜钱输入有效填补了日本国内货币供给的不足，促进了市场交易的活跃。白银和铜钱的双向流通不仅满足了两国的经济需求，也进一步彰显了中日贸易的互惠性，为两国长期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中日勘合贸易时期货币交流的互惠性表现
（一）铜钱与白银的交换
明朝时期，中国国内对白银的需求不断增加。由于明代政府逐步确立了“银本位制”，白银成为主要的贸易和赋税货币，广泛用于商品交易、纳税等经济活动。然而，白银在中国的产量有限，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经济需求。另一方面，日本在文龟、永正年间（1501-1521）发现并开采了大量含银矿石，日本国内白银产量因此大幅增加，成为东亚地区重要的白银产地。这种资源禀赋的差异，使中日两国在货币需求上呈现出互补关系。通过勘合贸易，日本将大量白银输往中国，以换取铜钱。铜钱是中国国内广泛流通的主要货币，不仅在市场交易中具有较高的流通价值，还在日本国内被视为货币储备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商人通过勘合贸易，将中国铜钱带回国内，解决了其国内货币短缺的问题，促进了日本商业的发展。例如在日本的博多、堺等港口城市，中国铜钱成为当地市场交易的主要货币，大大推动了日本国内经济的繁荣。这种铜钱与白银的交换体现了两国货币需求的互补性。明朝通过从日本进口白银，缓解了国内白银供给不足的问题，进一步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日本通过引入中国铜钱，建立起更为稳定的货币流通体系，满足了其国内商业活动的需求。这种互惠的货币交流机制，反映了两国在经济发展中相互依存、合作共赢的关系，为中日经济的互补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贸易平衡的维护
为了维护贸易的平衡，中日在勘合贸易中采取了灵活的货币兑换政策。据《日本考》记载，在中日贸易中，日本商人使用中国古钱进行交易，每一千两的铜钱价值约为银四两。然而，在福建的私铸钱市场，每斤铜钱的价格仅为银一两二钱，这反映了两地货币流通状况的差异。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商人根据国内铜钱的流通和需求情况，灵活调整了银与铜钱的兑换比率，以确保贸易活动的顺利进行和利益的均衡分配。这种兑换比率的调整体现了中日在货币交流中的灵活性与互惠性。日本通过合理控制铜钱与白银的兑换比例，能够有效调节国内市场货币流通量，稳定物价，维持贸易平衡。这种措施不仅有利于日本国内经济的稳定，也有助于维持中日贸易的长远合作。在这一过程中，铜钱的汇率在中日两国之间起到了平衡贸易的重要作用。日本商人通过调整铜钱的兑换比率，可以根据市场需求和贸易规模，灵活应对货币市场的波动，最大程度地实现贸易的互惠性。这种基于市场供求关系的灵活调节，既避免了贸易失衡，又促进了两国在货币交流中的互利合作，形成了稳定且持续的贸易往来。
（三）政策互动与调整
16世纪，日本银矿的大规模开采进一步促进了对白银的出口。面对日本国内白银大量输出及其对区域经济的影响，明朝政府适时地调整了对外贸易政策。1567年，明朝颁布了“隆庆开海令”，放宽了此前严格的海禁政策，允许合法外贸活动。这一政策调整，既是对日本大量白银输出的积极回应，也是明朝在适应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的一项重要举措。
“隆庆开海令”的颁布使得中日勘合贸易进一步规范化，推动了中日货币交流的扩大和深化。通过这一政策，明朝不仅增加了白银的进口，缓解了国内银货币的短缺压力，还通过输出大量铜钱，实现了贸易利益的平衡。铜钱出口不仅促进了日本国内货币体系的完善，也为明朝获取更多的白银提供了渠道，反映了中日贸易在政策调整中的互惠关系。日本方面则通过积极参与勘合贸易，调整国内贸易政策，以确保货币交流的顺利进行。日本政府为配合对中国铜钱的进口，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规范国内铜钱的流通，维持了市场的稳定。此外，日本商人通过积极参与贸易活动，不断调整与明朝的贸易关系，以适应双方经济政策的变化。
政策的互动与调整，进一步强化了中日货币交流的互惠性。明朝政府通过灵活的贸易政策，确保了两国货币流通的顺畅；而日本则通过对国内贸易的调整，积极参与并配合中日货币交流。这种政策层面的互惠合作，为中日两国经济的共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也体现了中日贸易中互惠性的政策实践。
这种互惠性对贸易平衡和经济共同发展至关重要。通过分析勘合贸易时期中日货币交流的模式及特点，本文不仅揭示了历史上的货币互动规律，还为现代中日货币交流提供了历史借鉴。在当今全球化经济格局下，中日两国的货币政策协调与区域金融合作仍面临诸多挑战，如汇率波动、金融市场不稳定及贸易摩擦等问题。因此，探讨勘合贸易时期的经验，对于当前推动中日货币互惠性、加强区域金融稳定以及优化国际贸易结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未来研究可进一步关注现代中日货币交流中的瓶颈，提出针对性应对策略，为深化两国经济合作和区域一体化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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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暴图亚，文学博士，宁波财经学院人文学院讲师。
本文系2025年度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研究课题“中日勘合贸易时期货币交流的互惠性及其现代启示研究”（项目编号：2025B019）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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