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文琪，湖南理工学院文学学士，哈尔滨师范大学艺术学硕士，西藏大学法学（民族学）博士。广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专任教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美术考古、丝织品及装饰纹样、艺术理论与实践教学。
吐蕃是古藏族部落首领在青藏高原建立的政权，是西藏历史上第一个有明确史料记载的政权，自松赞干布至朗达玛传位已有九代。公元7-9世纪为吐蕃时期，吐蕃时期丝织品作为经过漫长历史长河进程的文物，带有多元文化交织荟萃的特征。随着和亲嫁娶等一系列活动，吐蕃得到了纺织技艺与大批汉族能工巧匠，使得吐蕃手工业发展产生了质的飞跃。唐对吐蕃的赐予织物数量远超亲王、郡王等权贵，可见当时攘外安内求和之决心。
对吐蕃时期丝织品纹样中交相辉映的丝路文化艺术进行深入考究，有利于弥补吐蕃文物新的国际美学价值，丰富藏族美术新图式理论。有助于更深刻体验相生相长、偕行共进的多元文明，进而对当今共享全球化利益获得新认知。随着丝绸之路文化交流发展，通过主动模仿和采用西方风格题材设计纹样，织锦、织绮、刺绣等各类丝绸文物中均可见“胡风渐炽”的特点。作为丝绸之路的主角，丝绸制品及生产技术与艺术成为丝绸之路的重要内容传播到世界各地，为东西方文明互鉴作出了卓越贡献。通过对吐蕃时期丝织品纹样深度解析，能更深入了解该时期丝织品的面貌。由于恶劣的自然环境与气候特征，西藏地区终究不能完全沿用丝绸作为整件服饰的使用形制，而在帽饰、衣领、袖口等处以丝织品作为“跳色”装饰物，凸显华丽的贵族身份。
吐蕃时期丝织品在海内外仍有保存状态完好的文物，形成了独具特色、影响后世的藏族纹样艺术，可作为解析藏族装饰纹样美术形式语言的参考佐证，还可从大量罕见珍品实物中窥见吐蕃作为丝绸之路强大帝国的华贵风貌，具有深入考察和研究价值。文中对吐蕃时期丝织品的纹样与其他时期、其他地域考古出土丝织品纹样的异同有所提及，然而基于突出研究主题尚未做过多具体图像学考辨比对。本文旨在解决提取各类型丝织品纹样设计元素的组合判别要素与进行纹样源流考究，试图建立该时期丝织品的纹样组合判别标准。
因此，本文在现有相关历史文献、现有研究与大量较全面的实地田野考察调研基础上，探究了历史文献中丝织品朝贡赐物记载、吐蕃时期丝织品的丝路贸易地域背景与融入吐蕃生活的丝绸，传世美术作品中的吐蕃时期丝织品纹样图像。总结了现已知吐蕃时期丝织品的质地类型，整理了海内外吐蕃时期丝织品的一手资料，并从实地收集的103件吐蕃时期丝织品资料中提取了主体纹样类型中的禽鸟纹（含绶鸟纹、对鸟纹、其他种类鸟纹），走兽纹样（马纹与羊纹、狮纹与鹿纹、异兽纹），几何及人物纹样，提取了辅纹类型中的宾花纹、联珠纹、宝花纹、团窠圈纹，综合构建了吐蕃时期丝织品的纹样组合要素分类，从理论上分析了丝织品的纹样组合与判别要素，并从吐蕃时期丝织品纹样的历史发展与价值角度验证了纹样风格演变的历史发展、纹样风格更迭脉络与纹样风格变迁因由，通过民族学的研究方法验证了吐蕃时期丝织品纹样的艺术价值、文化价值、商业价值在中国少数民族艺术——藏族美术中的可持续应用性。
基于这一研究思路，本文的研究结构安排为：除导论及结论外，还包括五章。
导论“研究缘起”，主要介绍了研究背景与选题意义、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国内外研究现状、主要研究方法及创新与不足。其中国内外文献综述系统梳理了两类文献：第一类国内外学界的吐蕃时期丝织品纹样研究现状；第二类国内外相关吐蕃时期丝织品技术与纹样源流研究现状。
第一章“吐蕃时期丝织品的历史文献与传世图像”。系统梳理了藏汉文历史文献记载的三大类文献：第一类唐蕃丝织品朝贡赐物记载；第二类吐蕃时期丝织品的丝路贸易地域背景相关历史文献，其中包含唐蕃古道、吐蕃—泥婆罗道、吐蕃—于阗道、吐蕃—勃律道四条交通要道的相关记载与探究；第三类，丝绸已融入吐蕃生活的相关文献记载。此外，对传世美术作品中的吐蕃时期丝织品图像资料进行了考究，其中一部分图像来自实地调研的一手资料。
第二章“吐蕃时期丝织品概况”，重点对海内外已知吐蕃时期丝织品综合整理分析。第一，从国内出土的吐蕃时期丝织品出发，探究了已知吐蕃时期丝织品材料中饰有纹样者；第二，从当前西藏自治区已知出土丝织品纤维和染料精细鉴别报告材料出发，揭示了吐蕃腹地自远古时期便有丝织品这一考古科学事实，归纳并总结了尤为关键的西藏自治区那曲市班戈县欧聂墓地发掘吐蕃时期联珠团花纹锦的纹样及其源流；第三，总结了实地采集整理的吐蕃时期丝织品一手资料，为第三章和第四章提取纹样提供了现实依据；第四，分析了实地采集的103件吐蕃时期丝织品资料背景下的丝织品主体纹样类型比例构成、兽类纹样类型比例构成、辅纹纹样类型比例构成等现状。将吐蕃时期丝织品的质地类型分为锦、绫与绢、缂丝与刺绣、繝与絣，并逐一考究各类代表性实例。同时研究了流散海外的吐蕃时期丝织品纹样，如瑞士阿贝格基金会藏绣宝座上戴皇冠的国王形象纹饰织锦、绣狮、鹿、牛和山羊纹以及藏文的带假袖披风、团窠对鹿纹挂锦、带藏文铭文团窠含绶鸟纹织锦、团窠对雉纹马鞍鞯；美国芝加哥普利兹克藏团窠对鹿纹挂锦、联珠纹对鸭纹幼儿锦袍及靴子、带金饰织锦漆木马鞍（1套3件），其中一部分图像来自实地考察的一手资料。
第三章“吐蕃时期丝织品主体纹样类型考究”。首先，对禽鸟纹样进行综合研究提取，分析出丝织品上鸟的形象，涵括一部分含绶/绶带鸟、鸟冠、禽鸟大类、鸟雀、对鸟纹，其他种类鸟纹如凤凰、鹦鹉、鹰纹样等。从中进一步发现禽鸟纹样的装饰风格源流，包括中亚粟特式、萨珊波斯式、吐蕃本土式、大唐东传式；然后，对走兽纹样中的马纹与羊纹、狮纹与鹿纹进行纹样提取与综合对比研究。所采集的吐蕃时期丝织品一手资料中，饰有马纹的有多件，其中纹样为单纯对马纹居多，包括团窠对马纹、对称对马纹，另一种类型则为人物骑马纹样。当时的游牧民族，狩猎、战争、运输、交通往来均离不开马，马与人之间的关系密切，人对马也有着特殊的感情，主要体现在丝织品上马的形象丰富多样。羊在中原地区象征吉祥如意，在欧亚地区则为男性权力、财富与生殖能力的象征，是一种普遍接受与广泛传播的符号。羊带有灵性并寄托着人们对吉祥和美好的祝愿，在现在的西藏也代表财富与温顺，根据羊纹推导出羊在吐蕃时期有吉祥、财富、权力的象征意义。狮纹丝织品姿态生动、形象各异，呈现出多元化风格面貌。作为主纹的狮纹与各类型辅纹的组成元素结构形式多样化，且以“陵阳公样”风格对狮，吐蕃本土织造风格“跃狮”，吐蕃“石狮”造像风格对狮纹，波斯西亚风格独立“走狮”，中亚粟特风格对狮等多种元素杂糅。鹿纹丝织品呈现出鹿造型中规中矩程式化、自由写生纹样、西方意匠风格及纯几何图案打造等多种方式。已知鹿纹织锦在吐蕃时期丝织品所占比重中等，与狮纹织锦具有相同的主体纹样造型元素多元化特征，分属于各大源流类型，其中每一相同文化源流类型中的鹿纹织锦均有某一部分的相似之处。最后，探究了异兽纹样丝织品类型缂丝“海妖”纹织锦、红底鹰嘴带翅双兽（格里芬）锦、龙纹织锦、凤凰纹锦等，解析了黄地龟甲纹绫、黄绿百纳绢绦饰、蓝地十样小花缂丝、三件多色三角形连缀绢边饰、三件盘绣织锦等9件代表性几何纹样丝织品。几何纹样丝织品保存较完好，多以色彩变化或组织结构深浅凸显几何纹饰。还有一些几何纹样丝织品并非单纯的几何图形，而是将某些写实形象进行了纹样图案“几何化”。如将圆弧形直接演变成正圆形，或将一些自然分割的块面演变为平行四边形、菱形、六边形等，并进行重组设计，使之成为比单一的几何纹稍显复杂效果的组合型“几何化”纹样。在丝织品这一特殊载体上呈现出比写实具象化纹样图案更抽象的装饰性织物纹样设计效果，从而达到表现高效的同时，通过平整顺畅的过渡形式，具备清晰、简洁、规整的审美意味图像。丝织品的人物纹样，划分为东西方两种人物形象特征类型。吐蕃时期的丝绸图案装饰纹样艺术达到了一个辉煌时期，服装款式、色彩及纹样更多地融入了西方特色。通过丝路贸易，吐蕃同中西亚地区文化交流更为频繁。在多元文化影响下，无论在生产技术还是艺术风采上，这一时期的丝绸都呈现出一种与以往不同的中西合璧风格。
第四章“吐蕃时期丝织品纹样辅纹提取”。基于第三章的主体纹样，分析了围绕装饰主纹的宾花纹、联珠纹、宝花纹、团窠圈纹的构成细节，并结合理论及图像辐射结构基型绘制推导，研究吐蕃时期丝织品纹样辅纹的基本造型结构、纹样内涵、构图组织规律。对吐蕃时期丝织品的纹样组合要素与判别，首先，在第三章的主体纹样考究基础上验证主纹的组成要素。然后，对主纹组成进行梳理归纳，探究吐蕃时期丝织品纹样组合要素的多元类型。吐蕃时期丝织品辅纹中的大窠宝相花纹纹饰繁复，以对称的6瓣、8瓣为主，色彩简约高贵，透露出王室威严的气质。刺绣宝花纹色彩亮丽典雅，色相对比强烈，展现出丰厚的文化底蕴与贵族阶层日益追求更为奢华唯美的生活。吐蕃时期丝织品中的团窠圈纹类型丰富，本文研究的团窠圈纹如瓣窠纹、文字纹、藤蔓纹、花朵纹等。吐蕃时期丝织品中带有团窠圈纹者多出现在具有西方风格纹样的丝绸上，其中一类中心略呈竖长椭圆状的8瓣大型团窠圈纹占比25%。花蕾阑边团窠圈纹类型的丝织品数目较多，总体团窠圈纹造型丰富多样、形式各异，带有小型联珠纹的团窠圈纹亦不在少数。最后，在第四章的吐蕃时期丝织品纹样辅纹考究基础上，引入与之相关联的主纹，探讨在丝织品残片保留了完整纹样结构的情况下，团窠联珠纹加团窠圈内主纹与团窠圈外宾花等吐蕃时期丝织品与其前后历史阶段丝织品截然不同的纹样装饰构成风格特征及组合要素，并提出固定的纹样模式作为判别标准要素。
第五章“吐蕃时期丝织品纹样的历史发展与价值”，分析探究了吐蕃时期丝织品纹样的风格演变更迭脉络与风格变迁因由。吐蕃时期中期即公元8世纪左右出现较多的宝花纹织锦，宝花纹样多为源自佛教题材的装饰图案。与宝花同时出现的组合动物纹样元素有立凤纹、狮纹、对鸟纹等，盛世时期的宝花纹常见大窠、中窠等形式，表明吐蕃王室的尊贵地位。本章阐释了吐蕃时期丝织品纹样价值中的审美艺术价值、文化价值、商业价值。丝绸质地本身，便给人一种温暖华美、流畅耀眼的精致华丽感，尤其是吐蕃时期常见锦的质地，加之其上色彩丰富的纹样与底色交相辉映，形成让人流连忘返的视觉与触觉审美体验。正由于此种华贵的诱惑，吐蕃不惜发动侵略战争以掠夺这些如黄金般珍贵的丝织品。因此，吐蕃时期丝织品拥有多民族、多国家共同的多元文化艺术审美属性，基于当时吐蕃疆域的辽阔、民族的丰富性，吐蕃时期丝织品呈现出异彩纷呈的物质精神文明面貌。在纹样结构上，多以抽象解构的方式提取写生花草纹样的某些结构元素。再以织机易于接受的面积大小，于方寸间精心布局，最终得出精巧绝伦的整体纹样构成。流散海外的一批吐蕃时期丝织品，具有保存完整如新、纹样复杂精细、品种丰富多样、呈现形制与构图别致、造型独特出彩等审美特点。纹样与人的意识形态相关联，不同的纹样代表着不同的观念文化，纹样符号各有其背后的文化含义。纹样符号本身，便带有具备一定“基因”属性的文化内涵。将吐蕃时期丝织品纹样进行数字化分类复原，可将其应用于各类传统或改良藏装（新藏族民族服饰）、各类西藏特色旅游用品、各款藏式布制品等藏族传统手工艺产品及西藏文创产品，实现吐蕃时期丝织品纹样在现当代的商业价值。还可在影视剧的制作中，注入真正还原史实的藏民族服饰纹样，并获得可观的经济效益。
通过系统研究，本文得出了如下主要结论。
第一，从当时棺板画工匠的美术技艺熟练程度与整体场景的真实还原度和真实的出土吐蕃时期丝织品材料比对，可证明吐蕃时期棺板画中对吐蕃时期丝织品纹样基本做到了总体概括还原。吐蕃时期棺板画上人物服饰及丝绸的使用，直观再现了吐蕃时期对丝织品的应用方式与部分常见纹饰。
第二，据统计，本研究采集的吐蕃时期丝织品一手资料中，联珠纹、走兽纹所占主纹纹样类型比例较大，二者均占31%。辅纹中带有宾花纹样丝织品较多，饰有宾花纹样丝织品41件，占40%。所占比例在辅纹中较大，数目繁多。其中“锦”的材质类型所占比例较大，织锦类型丝织品涵括了每一处采集地点。其中明确为锦的丝织品有74件，占72%，其他材质29件，占28%。
第三，吐蕃时期丝织品中的联珠纹样通常存在于团窠圈内，即团窠联珠纹。团窠联珠纹在联珠纹中所占比例偏高，本研究收集的23件饰有联珠纹的吐蕃时期丝织品资料中，18件为团窠圈内联珠纹，占82%。吐蕃时期丝织品中带有团窠圈纹者，多出现在具有西方纹样风格的丝绸上。
第四，吐蕃时期丝织品的组合元素呈现多元化、多样化的立体组合形态，其中有一些组合有着相同或相近的元素类型。基于这些固定化组合模式，形成了一套相对准确、与前吐蕃时期和吐蕃时期之后丝绸风格迥异的吐蕃时期丝织品判别标准。相对稳定的动植物纹、宾花纹造型也是该时期丝织品的判别要素之一。
第五，吐蕃时期丝织品纹样有着较强的审美艺术价值，展现了吐蕃时期强盛的实力。纹样的文化价值与人的意识形态相关联，不同的纹样代表着不同的观念文化。丝绸纹样符号各有其背后的文化含义，传达出特定的文化意义。在今天的西藏自治区，将吐蕃时期丝织品纹样进行数字化分类复原，可将其应用于藏族传统手工艺产品、各类西藏文创产品以及中国藏族影视剧艺术中，实现吐蕃时期丝织品纹样的现当代商业价值。
发表回复